当我们远赴异国考察一座城市、品读一段文明，往往看见的是留存至今的建筑瑰宝、馆藏珍宝，却容易忽略包裹在器物与风景之下的时代真相。在馆藏万千文明的大英博物馆中，每一件馆藏都不止是文明的瑰宝，更是解读历史与话语的密码。
尽管大多数人习惯于用现代的价值标准，去审判过往的历史行为，用当下的文明认知，去定义百年前的对错是非，但真正的区域国别考察，从来不是刻板的价值评判，而是跳出时代倒错的误区，穿透表层的美与争议，挖掘历史背后真实的社会逻辑与当代的文明话语博弈。
从剑桥回到伦敦，第二天一早我便去了大英博物馆。建筑正门是规整大气的新古典主义样式，一整排巍峨的爱奥尼石柱整齐矗立，柱身纹路细腻典雅，撑起上方宽阔厚重的三角山花楣。对称舒展的立面线条庄严肃穆，石材肌理沉稳厚重，整体尽显沉稳肃穆的权威气场。走进去，中庭的玻璃穹顶洒下明亮的自然光，阅览室的圆桌安静地躺在中央。这里，显然是历史学者与历史爱好者访求知识的殿堂。
出发之前，我查阅了一些资料。大英博物馆拥有超过800万件藏品，但其中属于英国本土的文物却不足10%。而剩下的90%来自埃及、希腊、伊拉克、印度、中国、尼日利亚、复活节岛……来自那些曾经被大英帝国用舰炮和商船“打开”的地方。显然，这些藏品在当代看来并不十分光彩的“抵达”史，成为大英博物馆饱受争议的根源。不过，不得不承认，如果没有大英帝国全盛时期的全球性“收集”与大英博物馆这座宏伟的、恒温恒湿的“诺亚方舟”，这些文物很难如此集中地呈现于一处。
我首先走进古埃及展厅。目光瞬间被展厅中央独立玻璃展柜里的罗塞塔石碑（Rosetta Stone）牢牢锁住。它周围永远排着长队，仿佛所有访客都在等待与这枚“古埃及文明的钥匙”打个照面，触摸五千余年前古埃及文明的神秘脉搏。这块斑驳厚重的玄武岩石碑，表面镌刻着几乎相同内容的三种文字（古埃及圣书体、世俗体与古希腊文），是公元前196年托勒密五世颁布的一份祭司敕令。正是靠着这三重文本的对照，法国学者商博良（Jean-François Champollion）才得以破译沉睡千年的古埃及象形文字，为现代埃及学的诞生推开了大门。1799 年，拿破仑远征埃及时，法国士兵在罗塞塔要塞的地基里意外发现了它；1801 年英军击败法军后，又将其作为战利品运回伦敦，这一来一去的流转，充满着殖民帝国对文化话语权的争夺，也让这块石碑的命运本身，成为了近代史上文明碰撞与强权博弈的缩影。
石碑不远处，140多具跨越千年的木乃伊静静陈列，从法老贵族到普通祭司，每一层裹布都封存着古埃及人对永生的信仰；长达 24 米的《亚尼的死者之书》则以细腻的彩绘，完整展现了古埃及人眼中的冥界审判与往生之路，其保存之完整、细节之丰富，即便与开罗埃及博物馆的馆藏相比也毫不逊色，甚至在某些门类的系统性上更胜一筹。这些来自尼罗河两岸的瑰宝，在伦敦的展厅里跨越时空重逢，却也时刻提醒着人们：它们的迁徙，正是近代殖民扩张中，无数文明遗产被迫背井离乡的真实写照。
步入两河文明展厅，目光立刻被这件乌尔王军旗（Standard of Ur）牢牢吸引。这块嵌板以贝壳、青金石拼接而成，色彩历经数千年依旧清晰鲜明。画面分层排布，一边描绘王室盛宴、歌舞欢庆的祥和场面，另一边刻画行军征战、战车冲锋的壮阔图景。小小的方寸之间，浓缩着古苏美尔人的战争、生活、祭祀与权力，生动还原出数千年前两河流域的城邦风貌，静静诉说着人类早期璀璨又厚重的文明往事。而除却乌尔王军旗，诸多文物同样见证着两河流域古老文明的辉煌。第一件是亚述时期的王室狩猎浮雕：国王立于战车上，张弓搭箭，神情冷峻，奔袭的狮子肌肉紧绷，利爪前伸，战马奔腾、随从护驾，石面上的每一道线条都在诉说帝国的威严与力量。而拉玛苏神兽则静静伫立，人首、狮身、鹰翼的组合，是亚述宫殿入口的守护神，守护着那个帝国对秩序与力量的执念。从乌尔的和平盛宴，到亚述的帝国征伐，这些石头上的故事，把两河文明的兴衰与信仰，一页页铺展开来。
在大英博物馆的希腊罗马展厅中，埃尔金大理石雕（Elgin Marbles）静静伫立，它们原是雅典帕特农神庙东侧与北侧山墙及饰带的雕刻，创作于公元前5世纪的古典盛期，是古希腊艺术乃至人类艺术史上不可逾越的高峰。这些大理石浮雕是古希腊“理想化写实主义”的巅峰之作，展现了泛雅典娜节游行的神圣场景：画面中策马奔腾的人物与马匹浑然一体，马匹肌肉的起伏、奔跑时的张力被刻画得淋漓尽致，人物衣褶随身体动作自然垂落，既贴合形体、又在动态中形成富有韵律的线条，将古典匠人的经典技法发挥到极致；高浮雕的处理让轮廓近乎圆雕，光影在起伏的大理石表面流转，即便历经两千五百年的风化与缺损，依旧能传递出扑面而来的生命力与庄严的神圣感。
在中国馆，我逗留了最久。约两万三千件中国文物中，最著名的莫过于东晋顾恺之《女史箴图》的唐代摹本。然而，遗憾的是，我这次并没有看到这份馆藏。从整体来看，大英博物馆的中国馆（Room 33）以清晰的时间轴线，串联起七千余年的中华文明脉络，将新石器时代至近代的文化遗存系统呈现，其叙事逻辑的严谨性令人惊叹。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，展陈设计在每个朝代的单元旁，都引述了对应的国学经典原文，从《诗经》到《论语》，从《史记》到宋词，寥寥数语便精准点出时代精神，足见其背后策展团队深厚的汉学功底与文化理解力。
馆藏体量之庞大、品级之高，更是让每一位访客都难以移开目光：这里有商周青铜礼器的沉雄庄重，如商代双羊尊的狞厉纹饰与西周青铜鼎的饕餮纹，将早期中国的礼制与信仰凝固在青铜之上；有宋代徽宗时期的花鸟画作，笔致工细、设色清雅，尽显“院体画”的极致审美；有原属故宫九龙壁构件的琉璃龙纹砖，釉色鲜亮、龙姿矫健，是明清皇家建筑艺术的珍贵遗存；更有慈禧太后的御用象牙扇，扇面以整块象牙劈丝镂雕，双面呈现道教仙境与世俗场景，百余名人物神态各异，工艺之繁复堪称鬼斧神工。从良渚玉琮到元青花大瓶，从敦煌经卷到清代官窑瓷器，件件都是足以代表时代巅峰的稀世奇珍，它们在这里跨越时空，构成了一部流动的、立体的中华文明史。
然而，真正让我心头一震的，是展柜里那组来自唐代刘庭训墓的唐三彩俑群。这是一套全球仅存、国内再无完整套装的孤品。玻璃展柜中，几尊唐三彩镇墓兽与武士俑静静伫立，釉色斑斓，气势凛然，是盛唐艺术雄浑气象的绝佳写照。这些作品以高岭土为胎，施以黄、绿、褐为主的低温铅釉，在烧制过程中釉色自然晕染流淌，形成斑驳华彩的独特效果；镇墓兽造型夸张狞厉，人面与兽身结合，怒目圆睁、鬃毛飞扬，兼具威慑力与神秘色彩；武士俑则铠甲鲜明、体态健硕，面部神情威严肃穆，将唐代尚武之风与雕塑艺术的写实功力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它们诞生于开放自信的盛唐，是古代丧葬文化与雕塑美学的集大成之作，如今却远隔重洋，陈列于此。与馆中其他两万三千件中国文物一样，它们的命运也与近代中国紧密相连。
面对这些珍宝，学界及公众层面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评价范式。其一为去殖民主义批判视角，立足于全球殖民史与历史正义，谴责大英博物馆背后的掠夺与侵略行为。例如，希腊、埃及政府多年来多次正式追索流失文物，要求归还帕特农石雕、罗塞塔石碑等国宝，而英国国内亦有民间力量呼吁返还，其诉求无疑具备坚实的历史与政治正当性，获得了大多数有识之士的支持。其二为文化遗产保护的功能主义视角，主张若无大英博物馆的集中收藏与科学维护，这些文物或许难以获得同等程度的保存状态。例如，罗塞塔石碑若留在埃及，能否躲过19世纪以来的战乱？埃尔金大理石雕若留在雅典，会不会在奥斯曼帝国的战火中化为碎片？敦煌经卷若留在莫高窟，在王朝衰微的年代，又能否免遭损毁、免于被探险家陆续盗走？无疑，这一观点的拥趸以历史学者与知识分子居多。
在我看来，这两种观点虽表面对立，实则共享一个基本预设：它们均将争议物件视为“国家文物”，并未否定其作为文明瑰宝或国家象征的价值。然而，从历史主义的视角审视，“国家文物”这一概念本身实为晚近以来的建构与想象。首先，“民族国家”（nation-state）理念自法国大革命后才在欧洲逐步确立，扩散至世界其他地区更要迟至20世纪。在民族国家作为“想象的共同体”（imagined communities）被建构前，许多自近代成立以来并延续至今的民族国家（如希腊、埃及），尚且为其他民族所建立的帝国（empire）所统治，何来国家之言？其次，所谓“文物”，乃现代性所催生的对立范畴。在多数传统社会中，过去与现在并非断裂而是连续统一，既然古今并无巨大差别，那何来需要保护的“文物”可言？最后，若文明曾发生断裂，那么创造古典文明的民族，与当代作为民族国家单位的民族之间，是否存在真正的民族连续性？若非同一民族，那么那些遗存是否仍能承载民族情感的神圣象征？
因此，在这些文物被英国携出的时代，它们并不具有今天那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意义，而更像可供争夺的“资源”。以当代的“国家文物”观照19世纪的“文化收藏”，其本身就是最典型的“时代倒错”与“时代误置”。事实上，当时携出这些文物的英国人，大多出于文化兴趣与收藏热忱，而非蓄意伤害他国民族情感。更有甚者，许多文物曾被其原属国明码标价出售。从这个角度看，这些文物，也算是为其“民族国家”鞠躬尽瘁了（笑）。
而从当代视角而言，当代的主流政治话语，可以分为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两大进路。前者通常以西方经验为出发点，宣称自己的发展道路与模式具有普适性，而后者无疑大多存在于弱势的后发国家对于强势西方文明的抵抗，在19世纪以德国的浪漫主义思潮为之代表，当代则以萨义德的《东方学》为之代表。显然，各自在本质上皆有文化中心主义之嫌。
然而，无论持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立场，还是倾向于东方文化中心主义，参观大英博物馆之后，人们往往会产生一种共同的体认：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的文明足以标榜独一无二，人应当在文明面前学会谦卑。对西方人而言，所谓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并非自古已然，足以凌驾于其他文明之上；对东方的文化中心主义者而言，众多古老文明引以为傲的灿烂悠久历史，也未必真的那般独一无二。
更值得思考的是参观全程中一个极易被忽略的文明话语权问题。整座博物馆涵盖埃及、两河、希腊、罗马、东方等全球古文明，所有文物理解，学术术语、文明定义、研究体系，全部以英语为唯一标准。解读埃及文明、界定两河文明、分类古文明学术，从不使用其本土原生语言，而是几乎全部由英语体系主导、定义和输出。这意味着，不仅是文物被留在了伦敦，解读文明、定义历史的话语权，也被近代英美体系垄断。本土语言、本土叙事被边缘化，后世研究这些古老文明，都必须依托以英语构建的学术框架。
而这，才是大英帝国遗产最为隐蔽的影响。今天的英国，已不再是19世纪那个可以随意改写全球规则的帝国：GDP被前殖民地印度超越，军队规模远不如冷战时期，国际发言权不断被稀释。然而，帝国的核心从来不仅仅是硬实力，而在于其文明共同体的实质影响力。回想一下，古代罗马帝国（Romanum imperium）的霸权，更多是一种文化影响力，本质是罗马文明统治下的多民族共同体世界。后世对罗马帝国正统性的反复争夺，正说明了这一点。从这个角度看，大英帝国的影响力至今仍未完全散去：英语文明依然主导着全球。而新的美利坚帝国，也许正是站在大英帝国的“巨人肩膀”上，接续前行。
（作者：魏博伟 复旦发展研究院研究助理，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理论与比较政治学。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，与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立场无关。转载或引用请标明作者信息及出处。）